蒋豫出生身镇江一个富裕的人家，祖先积累的财富，为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健全的人格提供了条件，为他在建造救生会会所时提供了足够的财力，为他兴办救生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关系和超人的能力。

（蒋豫人像）

每天，蒋豫认认真真地接待那些被救上岸的落水者，替他们治病、给他们盘缠，为死难者寻找坟地……就像他在家里给孩子盖被子，给桌子掸掉灰尘那样理所当然……

实际上，这也就是蒋豫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常常让人感觉他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救生会就是靠着它延续向前。

（京口救生会叙，记述了救生会运作的详细情况）

慈善家遇到真正的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蒋豫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救生会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蒋豫死后。不知道保住这座慈善机构的使命对蒋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乾隆六年（1741年）的一天，70岁的蒋豫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和三儿子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三份，一份是数千两白银、一份是数百亩良田、一份是救生会的重托，让三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数千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数百亩良田可以带来收益，而救生会则除了沉重的负担与操劳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后辈从蒋豫一辈子的举止中早已明白，救生会的财产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变卖，而要使救生会正常运转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运转救生会的责任和数千两白银、数百亩良田都一分为三让三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救生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救生事业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就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慈善家的覆辙。毫无疑问，蒋豫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大儿子蒋宗海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救生会的重托，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救生会的运行费用。

虽然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了进士，被朝廷授内阁中书舍人。但他不慕荣利、不忘承诺，毅然辞官还乡兴办救生事业，与镇江王文治、张明谦、邹光国齐名，历史上被称为“京口四君子”。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蒋宗海也会有遗嘱，蒋宗海的儿子蒋秷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救生会的运作环境越来越繁杂，而家族的繁衍也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蒋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恪守先祖蒋豫的规范呢？

蒋豫和他的继承者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救生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救生会的所有开支，由蒋家自行捐办，会中支款，例不报销。也就是说，在承办者的所有开支中，救生会的开支是最主要的支出，所有财力必须为救生会服务，而且蒋家为救生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义务劳动，决不允许在救生会开支一文钱。

（救生红船）

蒋家经营救生会的最后一位掌门人蒋宝，生不逢时，咸丰二年（1852年）他从父亲蒋磏手中接管救生会时，恰逢战乱频发，先是南方来的太平军与清军在西津渡街上混战，后又遇英国人入侵镇江，看中了救生会会所的风水宝地，强行占用作为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地点。为了达到永久占用的目的，英国人先是用金钱引诱，后又逼迫镇江最高行政长官常镇道许道身下令给蒋宝，要求他接受英国人的条件，收受英国人的租金。饱受战乱之苦的蒋宝，此时经济十分拮据，接受英国人的条件，既不得罪常镇道许大人，自己的生活又有了保障，继续与英国人抗争，胜算有几分，恐怕连蒋宝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先祖的遗训、人性至善的秉性使蒋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一方面策划镇江的绅士和百姓到常镇道官府外去请愿，到英领事馆门前去抗议。自己则与英国人巧妙周旋，拒不领取租金。在蒋宝的坚持下，英国人终于退却了，光绪二年（1876年），镇江英领事馆另址建成后，英国人只得将昭关旁的房屋归还救生会。

（蒋宝义拒洋人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