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漕运始于汉而盛于唐宋。东汉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已能抽调大批粮食到中原救济灾荒。其中吴郡的富春、余杭、乌城、海盐、由拳、娄、吴、阳羡、无锡、毗陵、曲阿、丹徒诸县均分布在早期江南运河沿线上，循丹徒水道经西津渡、邗沟北上，达于中原地区。

    西晋后期，中原丧乱，粮食匮乏，而南方米谷却十分富足，积余粮食可供食用数十年。西晋朝廷特地把原合肥度支陈敏，调迁广陵度支，专门组织漕运，以江东粮谷接济中原。这次粮食北运，最远的要越过淮河，送到河南临漳附近。由京口西津渡过江的航线已成为南方漕粮北上入淮以达中原的主要航线。

    隋朝时，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江南转移，南粮北运渐成定制。大规模的漕运已是水运的主体。到了唐代，江南就一直是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唐人吕温说：“天宝之后，漕吴而食”。隋、唐、宋等朝的漕粮主要经大运河运输。江南漕粮北运的路线是沿江南运河，经镇江西津渡，过长江进入江北运河北上；向江浙输送的漕粮也要经镇江西津渡进江南运河南下。西津渡成为太湖地区漕粮北运和其它地区漕粮南输的必经之地。

    唐王朝继承秦汉至隋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旧制，仍将关中地区作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关中地区的农业中心渭河平原，虽称沃野，然而地少人多，粮食远不能满足朝廷和军队的需要。因此，“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唐朝初年，经镇江港北运的漕粮主要运往唐东都（今洛阳市）入含嘉仓和京师的太仓。唐高宗显庆初（656）以后，关中人口增加，官僚机构膨胀，显庆初年，一品至九品内外文武官剧增至13465员。武则天时，为取悦人心，因人设官，谣称官员人数“车载斗量”。官员人数的增加造成“俸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尤其府兵制崩坏，改行募兵制，兵农分离，兵数增多，“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这时，京口港中转漕粮数量上升，当时的诗人陈子昂说：“即目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斗”。

    唐玄宗晚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战乱破坏了关中的生产，国家军政费用和粮食更加依靠江淮，所谓“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润州漕运中转更加繁忙。唐德宗时，“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这些粮食都要经润州港口中转，中唐时，经润州港口中转的两浙漕米已占到全国漕运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帝位之尊，建立赵宋王朝。太祖赵匡胤为防止唐末藩镇割据局面重演，以文官充任地方行政长官，集军权于一身，拥重兵于京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宋自开国以来，屡与北方辽国争战，开支浩大。所以，北宋政府对转输江淮漕粮到北方，仍然高度重视。

    南宋都临安（今杭州），京口港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要把长江中游的漕粮中转到临安，还负担着把长江中游及两浙的粮饷转输到两淮的任务。

    明清两代，每年仍要从江南向北方朝廷调运大批漕粮。漕粮运输除明永乐年间短期“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之外，其余年份多取河运。

    到了清代，镇江仍然为“杭、嘉、湖、苏、松、常六郡运河入江之道”。尤其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河督勒辅开凿中河以后，舟船出清口，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可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京杭运河更成为南北主要的水上通道，而“京口一带运河为南北咽喉”。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京口驻防副都统海龄在奏疏中仍称“京口乃七省咽喉”。

    由镇江港转运的漕粮都要从西津渡江面运到金山再到对岸瓜洲渡北上。清末于树滋曾作诗描绘这种盛况：“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