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在城西江口。旧无玉山之名，以与金银二山鼎立，故曰玉山，疑即古蒜山界也。上有水府殿（按即指由金山迁来之龙王庙）旧有需亭、浮玉亭，后浮玉亭旧址建玉山报恩寺。西津渡就在玉山西侧浮玉亭或报恩寺前。

01  宋元大会战 西津战焦山

蒙古大汗忽必烈(元世祖)于至元十年(1273),命大将阿术夺取南宋重镇襄阳、樊城。宋军一再战败。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元军阿塔海部驻军镇江。元军充分认识到西津渡和瓜洲渡重要的战略地位,迅速从镇江出兵占领了西津渡,又一鼓作气,占领了瓜洲,并大修城池、战具,立木栅于扬子桥,断绝淮东宋军的粮道。宋元两军的形势是:宋军控制着常州、苏州以及江北的扬州、真州(仪征)等地。宋方将领是张世杰、刘师勇和泰州孙虎臣。元蒙军占有镇江城和对岸瓜洲。元蒙将领是阿术、阿塔海和董文炳。由于阿术拼命扼守瓜洲、扬子桥一线,李庭芝、姜才的扬州宋军为其所阻,镇江宋军只能依靠焦山的水师和元军决战。

焦山下的宋军水师不下万艘战船,声势浩大。统帅张世杰为了激励士兵的顽强斗志,命令每十条船一组锁在一起,没有统帅的命令不许开船。但是这也限制了战船的机动能力,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元蒙军阿术聚集行中书省诸翼万户船于瓜洲,阿塔海聚集行枢密院诸翼万户船于西津渡。阿术又分万户张宏范领完者拔都部的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以分散宋军的兵力。阿术、阿塔海登上象山之巅,探望军形势,看到宋军兵船“舳舻连接,旌旗蔽江”,决定采用火攻之策。元蒙军挑选了强健善战的士兵千人乘上大船,由猛将董文炳带领,充作前锋,自右翼直扑焦山南麓;刘国杰率水军作左翼,分向宋兵船夹射;万户忽刺的船队居中合击;又令水军万户刘琛沿长江南岸东趋夹滩,绕出宋军后面;张宏范的水军则从上流冲向焦山北面。元蒙军一声令下,趁着夜色,万船齐发,合击宋军。宋军在四面包围中毫不畏怯,奋起应战。船只靠近时,双方短兵相接,杀得难解难分。大战从早晨直到中午,喊声震天。这时,江风大起,元蒙军船上纷纷射出火箭,宋船篷桅着火,烟焰张天。由于战斗来得突然,张世杰竟然忘记发出船舶解碇的命令,士兵们被烧死、溺死的不计其数,宋军大败。元蒙军俘获宋军黄鹄、白鹞船等 700余艘,俘虏宋军达万人。焦山决战,宋军元气大伤。自此,浙西门户洞开,南宋朝廷终于末日来临。

元军自襄阳南下攻宋，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

“阿朮集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洲，阿塔海、董文炳集行院诸翼万户兵船于西津渡，宋沿江制置使赵溍、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知泰州孙虎臣等陈舟师于焦山南北。阿朮分遣①万户张弘范等，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辛未，②阿朮、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指授诸军水军万户刘琛循江南岸，东趋夹滩，绕出敌后；③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掎其右；④招讨使刘国杰趣其左；⑤万户忽剌出捣其中；⑥张弘范自上流继至，趣焦山之北。大战自辰至午，呼声震天地，乘风以火箭射其箬篷。宋师大败，世杰、虎臣等皆遁走。”

西津渡一线是江南运河南大门。元军自西津渡-瓜洲一线兵分六路，包抄焦山南北宋水军，大败张世杰、孙虎臣部，取得西津渡战役的胜利。这可能是宋元间西津渡作为军事重港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元军从此牢牢控制住运河南北两端入江通道，打开了南下统一中国的大门。 

02  晴云绕白塔，佛寺曰报恩

元代是西津渡宗教大发展的时期。镇江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强占金山寺田，在云台山兴建了两座十字寺，一曰聚明山寺，一曰云山寺。后金山和尚应深把官司打到朝廷，至大四年，元武宗海山皇帝命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做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须用物，作为金山下院，并赐名“般若院”，赵孟頫有记：

金山，晋建武始立寺，名泽心。梁天监水陆法式成，即寺营斋。宋大中祥符改龙游名，赐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西津冈颠。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历二十有七年，乃复得二寺为下院。三方辉照，一峰中流，益以壮伟，乃作颂。

元至大四年（1311）这位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还在西津渡普陀岩下建造一座喇嘛教过街石塔，塔身为圆鼓形覆钵状，似瓶状，亦称瓶塔，寓意平平安安之义。塔高6.39米，圆鼓形覆钵塔身置于横跨街道两侧的四根石柱支撑的平台之上，下可走行人车马，上置一覆莲座作相轮十三重,其喻意为佛家十三天,下部华盖为仰瓣莲座且置法轮，法轮背刻有八宝纹饰，塔的南北两侧刻有用兰查体写就的六字真言梵文“唵嘛呢叭咪吽”，意为愿宝珠在莲花之上，为祈求平安富贵之义。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即西藏密宗，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提倡而成为国教。

元至大三年（1311）刘高建造的西津渡过街石塔

过街石塔塔心室发现的观音曼陀罗

昭关石塔塔心室发现的黄财神曼陀罗

过街石塔北侧台基横梁上的六字真言

过街石塔将人们对佛的崇拜仪式进一步简化，人从塔下走过，心中默念佛法经文，就相当于礼佛一次。因此这座过街佛塔就成为渡江行旅商贾祈求平安富贵的不二法门。

这座石塔，明万历年间重修，2000年落架大修，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是我国现存唯一完整、时代最早的过街石塔。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津渡的佛教寺院，最早的当属唐时的普陀寺，但因资料甚少，所知不多。“玉山报恩寺，在江口坊，即浮玉亭旧基。至大三年（1310）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齐国公勃罗铁木儿创建。” 

这是西津渡口的首座佛教寺院，建在南宋程迈所建浮玉亭旧址之上。 明代弘治年间,镇江郡守王存忠主持重修玉山报恩寺。寺内有水府殿（龙王庙）、观音殿、观澜亭,旁有藏经阁、钓鳌亭。明嘉靖四十二年郡守秦淦再修，冯惟敏撰《镇江府西津渡口玉山报恩寺重修募缘文疏》，有“法轮重转玉山头，镇静东南第一州”句。康熙三十八年赐名“超岸寺。” 咸丰三年癸丑（1853），超岸寺被太平军焚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仅三十岁的密然智峰园觉和尚主持超岸寺，重修寺庙，复其旧观。

《丹徒县志摭余》载《玉山超岸寺图》

 03  西津增官渡  总管设新规

元统一中国之后，两岸渡江来往日益繁忙。西津渡旧有官设渡船6只，由军中士兵同船监督船民摆渡，但弊端较多，如“纵令小船私渡”，“恐胁客旅，勒取船资，或致倾覆，为害非轻”。元延祐四年（1317），镇江路总管段廷珪奏请西津渡增设到20只渡船，朝廷批复增置渡船15只，渡江官收船资每人三钱。渡船除原有6只外，又新造9只，分由江浙省造5只，河南省造4只。官设水手梢公100名，待遇按军中弓手例行安排。为了加强渡口管理，切实取缔渡口乱象，段廷珪制定了六个方面的制度：

1. 禁止小船私船摆渡。由官府添置大船，官差免费，对老幼贫困实行免费渡江。其他人畜车骑各收统钞三钱。 

2. 规范船工配置。招募并配备经验丰富、足够数量的船工。他规定每船配备梢工一名，水手九名（按朝廷批准数量似乎不足）。就配备的船工人数来看，梢公一人、水手九人，十人负责一条船，这个渡船的规模应该比较大。

3. 免除这些船工的本户差役，同时官支粮米（作工钱），不许擅自取要渡钱。 

4. 在船上置立旗号，书写梢工姓名。这相当于现在的政务公开，透明摆渡； 

5. 建立监督检查制度。路县正官，十日一次，分轮提调，亲诣渡口，点检禁约。

6. 罚则。凡发现官船不插旗号，违例非法取要船钱及小船私渡者等违反规定者，要戴着枷锁示众，以示惩罚；而且实行后犯替前犯，即要等到后面违规的犯人枷项示众替代才能解除对前犯的惩罚。

 段廷珪制定的管理办法，大概是今天可以看到的较早也是较为详尽的渡口管理制度或办法。这个办法实施后，老百姓感到渡江十分方便。

后来由中书省咨文推广到了全国。段廷珪调离镇江，市民对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官在西津渡立“去思碑”以为纪念。

04  御史密暗访  经历兴义渡

行舟覆溺，不歪天灾人祸。于西津渡口而言，如果管理无序，人祸往往更为严重。随着段廷珪的调离，渡口乱象重新泛滥。“厥后梢人无赖，仍于半江取钱物焉”，渡江人为风险而且渡口又以管理为名，滥设排岸、监渡人吏。泰定二年（1317）监察御史在西津渡明察暗访，发现渡口乱象丛生、弊政频出：

一是私渡乘险诈财。未经批准的私船，每每在江中湍急危险之处缓帆停橹，恐吓渡客，横敛钱财。渡船一旦失去控制，最后造成覆溺。

 二是贪财超载。朝廷按照船的大小规定了装载人数，但是船工往往为了多收渡资，违背料数（即船的吨位）严重超载，视人命轻如蝼蚁，结果造成翻船。

 三是渡口值守的军人，以查路引（通行证）为由，刁难讹诈勒索。 

四是官派监督官员太多太滥，往往加倍收取渡钱；如果勒索不成，动辄不让登船。 

五是镇江路管理失察，疏于防范，甚至纵容这种敲诈勒索行为，这就使许多渡客不敢从官渡渡江，而私下选择私渡，结果上当受骗，以致覆溺，船翻人亡。 

监察御史明确指出，瓜洲渡与西津渡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严格要求镇江路、 扬州路总管亲自动手，严加整治，裁撤过多的排岸监渡官员：“仰从亲管官司，用心严加禁治，如有积年滥设排岸监渡人吏，截日革去。仍就行扬州路一体施行。”

于是泰定二年（1326），西津渡革去滥设的排岸、监渡人吏。

元泰定三年（1327），经历皇甫祥、知事翟思忠认为，收取船资是官渡滋生各种乱象，更是影响渡口安全的原因，“莫以一江之大险，而取三钱之微资，使无辜之民，横罹风涛之厄，身命货财顷刻俱丧，较之遇盗贼为虐尤惨。”他们决定奏请朝廷，实行官办免费义渡。这样一来，私渡自然没有市场，不禁而止；各方再也没有理由向渡客勒索钱财。这实在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救苦救难的义举。 

可见渡江收费免费，皆为平安之举。而官船免费渡江，更加深得民心。

05  洋人说蛮子  西津览风情

70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无疑是位先驱者。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家喻户晓，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 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尼哥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Maffeo）自家乡启程，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旅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此后又到了大都（北京）。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游历几遍中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对中国最为了解的人。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元代初年，马可·波罗在游历了很多地方，据说曾在扬州任官三年。《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

镇江府城是一蛮子城市，居民是偶象教徒，臣属大汗，使用纸币，恃商工为活，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所以见有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其地且有聂思脱里派督教徒之礼拜两所，建于基督诞生后之1287年。是年耶稣诞生节，大汗任命其男爵一人名马薛里吉思（Mar--Sarghis）者，治理此城三年。其人是一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与其在职三年中，建此两礼拜堂，存在至于今日，然在以前，此地无一礼拜堂也。

所谓“蛮子”是马可·波罗沿用元统治者对南方汉族人的称谓。当时镇江路副达鲁花赤（即总管）是撤马尔罕人马薛里吉思，此人笃信基督教，他在镇江首建的教堂是大兴国寺（铁瓮城外），先后共造了7所，其中在银山上造了云山寺和聚明山寺2所。《马可·波罗游记》里还记叙瓜洲城及其运河并连带写到金山：

瓜州城对面江中，有一岩石岛，上建佛寺一所，内有僧人二百。此寺管理不少偶象教徒庙宇，如同基督教徒之大主教堂。

从《马可·波罗游记》所写的顺序可见，他到镇江是从瓜洲渡江至金山寺，然后到西津渡抵镇江的。他所说的“礼拜堂两所”即是银山上的云山寺和聚明山寺。元代赵孟頫曾奉敕为云台山般若禅院撰碑。他在碑记中说：“皇朝至元十六年（1279），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西津罔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