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救生局道光四年始创

《续丹徒县志》的记载揭示了谜底：“盐院原设救生济渡船四十七艘，道光四年裁革十七艘，水师协镇派拨缉私八艘，留设金焦山、仪征等，泛（凡）十二艘，所余十艘均归分会。”原来道光四年，盐院救生船管理体制实行改革，裁减17只、改缉私船8只，10只划归京口救生会瓜洲分会，淮商盐栈协济经费每年1000两银子，道光十一年减为七折700两，二十九年再减七折490两；另外公贴红船修理费600两,以维持江上救生。常规经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瓜洲坍塌，红船数量不断裁撤。至道光末年，瓜洲分会仅留设2只红船。而留设金山、焦山、仪征等处的另外12只救生红船，也需要有管理者、有经费，焦山救生局于是应运而生。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道光四年盐院救生船管理体制改革之后，镇江府以留设金山、焦山、仪征、江都、丹徒等各处救生红船为基础，以盐商补贴经费为支撑，创设了焦山救生局，开创了焦山救生活动新时代。初创的焦山救生局管辖救生红船12只，具体设置在哪些地方呢？从《嘉庆两淮盐法志》可以看到，上述留设救生红船地段，上游南岸从丹徒句容交界的黄天荡到金山、避风馆为界有5只红船，北岸仪征3只，共设有8只红船；瓜洲周边10只红船，移交给新设立的瓜洲分会；下游南岸有甘露港、焦山及其前山后山、丹徒口、广兴洲、圌山关、郭家港共9只；下游北岸有史家港、双港口、三江镇、大江镇、大沙洲、常家沙、伏源洲、天妃套、响水套、裕龙沙、唐家港等14只，两者相加共23只。显然，这其中在道光四年裁撤11只，剩下的12只红船以盐院补贴作为救生经费，组建了焦山救生局。大江救生这一新格局说明，自道光年间起，京口救生会及其瓜洲分会和焦山救生局成为长江镇江段大江两岸救生的主体力量，全面管理百里江面的行舟安全和救生活动。与此同时，焦山寺僧救生亦随之划上圆满句号。新创设的焦山救生局采用了京口救生会章程作为管理规范，这就为焦山救生局的健康运行奠定了基础；而盐院拨付经费，也能够覆盖船工工食钱、船只维护费用及管理费用。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道光四年前后，创设焦山救生局的首任局董究竟是何人，志书仅仅记载了当时镇江知府罗琦在拨款兴办教育、捐廉修缮荆王庙等事迹，没有记载在创设焦山救生局这一善举中官府及其官员的作用。

同治复兴：赵吟蕉与徐国桢

咸丰战乱，焦山驻扎清军水师战船，山下屯扎小营，江面排列战舰，无法开展救生活动，于是红船泊港停办。同治初年焦山救生局由常镇道赵炳麟主持重建，焦山救生自此由镇江道署委员经办。

赵炳麟，字吟蕉，同治元年八月正式走马上任署理常镇道。但是镇江尚未克复，时焦山由彭玉麟驻守，赵吟蕉遂将办公地点设在焦山枕江阁。应该说他是很关注民生的，上任不久，就注意到长江船只失事频繁，决定重建焦山救生局并筹款接济。同治二年，他在焦山印心书屋设立救生总局，救援江中遇险者。赵吟蕉先是用洋关（海关）罚款资助救生局，他还在焦山专门设宴宴请镇江商绅，劝输商界慷慨解囊支持救生。与京口救生会不同的是，虽然咸丰战乱中焦山救生活动停止，但救生船可能并未损毁，所以很快恢复救生活动。但是，可能赵吟蕉主持修订的捞救制度有缺陷，奖赏政策不合理，比如：救活一人给钱800文，捞死尸一名给钱1200文，这样就有船工贪图小利，出现了救生不成反遭溺杀的弊端，以此冒领赏款。因此社会舆论对此强烈不满，救生活动有名无实。

同治三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甘泉（江都）训导徐国桢去南京参加乡试，他去拜访曾国藩。徐国桢的父亲徐云瑞，道光己丑担任湖南乡试主考官，又是戊戌会试同考官，曾国藩两出其门下，徐云瑞是其恩师。徐国桢是有才华之人，人品也很端正，乐善好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后，为报师恩，曾举荐徐国桢，但徐国桢坚持不许，就当个儒官训导之职。此次曾国藩向他咨询民风民情，他就将关于焦山救生局的一些社会议论和章程规定存在的弊端如实报告给曾国藩。曾国藩感到有必要重新整顿焦山救生会，于是手谕地方道台，直接委派徐国桢前往接办救生局事务，这是焦山救生局董事由督署札饬委派的缘由。不言而喻，原来的局董肯定就被免了。

徐国桢任事后，仍然租赁焦山印心书屋为局所，修订了原来不合理的章程，重新整顿焦山救生局，根治了利用救生谋私、甚至救生杀生的弊端，效果十分明显，“全活者众”。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救生船数量不够的问题，除原有常镇道赵炳麟确定的筹款渠道之外，他又禀明曾国藩，劝募金陵木商，仙女镇、六濠口米商筹集厘缘。这是借用督署的影响，将焦山救生局筹集善款的范围扩大到了南京、扬州等地，因此“局用稍裕”，焦山救生局的救生活动从此有了可靠保障。

1911年魏司拍摄的三峡红船照片（着色 王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