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渡口秩序 禁止私渡

唐宋以后，西津渡码头就设置了管理机构。史志记载，唐宋时期就设有专司码头管理的官员——都巡检。《丹徒县志》记载：“大观元年，于扬润之瓜洲、西津各设都巡检一员，置营廨屯守，以备巡察。”《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诏自今扬州瓜洲渡、镇江府西津渡，并令本处巡检兼监渡”。宋徽宗还专门乘坐棕顶的轿子到西津渡进行视察，不过属于微服私访，当地官员迎驾不见：“道君传语，众官不须远来”。

西津渡考古发现唐宋及元、清各代码头设施遗址 摄影及标注 霍强 

西津渡码头北宋时期官廨东厅（上）遗址、南宋时期官廨遗址（下）

在西津渡玉山大码头，考古学家发现了码头管理机构——官廨的遗址。位于现超岸寺新河路南侧临近云台山脚下。在唐代码头官廨遗址之上，叠压了宋代码头上设置的官廨遗址，应该就是宋代监渡官员办公的地方。这表明宋代西津渡码头建设更趋于规范化、常态化，码头官廨作为码头的管理部门运转正常。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二十六日，镇江知府司马伋奏言要整顿私渡，得到朝廷批准。他发现当时镇江府私渡很多，大江沿线有三四十处渡口，只有西津渡、瓜洲渡是官渡，其余都是私渡。私渡经常携带违禁品、铜钱甚至情报过江，也会借机勒索渡客财货。他提出，裁撤三十多处私渡，仅仅保留炭渚港、高资东西港、丹徒东西港、谏壁港、大港共七处私渡，在官府监管下由本地土豪经管。渡船上要刻上字号并配备专门船户，同时委派巡尉专门督查。这个方法迅速推广到沿江各郡县，真州、扬州、泰州、通州、海门一带全面整顿私渡，扩充了官渡。

大京口闸外的通江运渠，经镇屏山直达蒜山渡口，宋时亦称为蒜山漕河。北宋时周敦熙的舅舅郑向担任两浙转运副史时，曾经疏浚蒜山漕河直达大江，运输称便，因此得到皇帝的奖赏。宋庆历三年（1043年），再次疏浚完工，又受到皇帝嘉奖。因为蒜山漕河和蒜山码头不仅是水运通道和集散地，更是行驶大江的船只的避风港湾，一旦疏忽造成堵塞，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宋政和六年（1116年）八月宋徽宗谕旨说：

“镇江府旁临扬子大江，舟楫往来，每遇风涛无港河容泊，以故三年之间溺舟船凡五百余艘，人命当十倍其数，甚可伤恻。访闻西有旧河可以避急，岁久湮废，宜令发运司计度，深行浚治，以免沉溺之患。委官处画，早令告功”。

宋徽宗所指的城西旧河，就是蒜山漕河，因为淤塞而废弃多年。因此过江船只遇到大风无处停泊躲避，仅仅三年（1118年前）时间就有五百多艘船舶五六千人在此遇险，损失巨大。因此皇帝决定及早策划，再度疏浚，以方便船只进入漕河停泊，避免风浪，从此减少许多风涛覆溺之害。

蔡洸造大船五艘 利涉大川吉 

《宋会要辑稿》有一段记载：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四月四日，“臣僚言：‘乞镇江府并扬州依钱塘江例，分造扬子江渡船，诏下镇江府、扬州，相度利害以闻。’辅臣以臣僚言奏上闻：‘寻常如何渡江？’汪澈等曰：‘皆民间以小船渡载，每遇风涛，必有覆溺之患。’上曰：‘此亦非小事，如何从来无人理会。’澈等欲吏下各处相度利害，然后施行。从之”。 

所谓“钱塘江例”，就是绍兴五年（1135年），针对钱塘江济渡，宋真宗赵构“诏令两浙转运司，限十日更行添置三百料舟船五只，专一济渡，不得别作他用”的旨意。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三月间，蔡洸来镇江任知府，添设“仿钱塘江例”的大船还没有落实。当时金兵盘踞淮北，镇江是江防前线，既是防止金兵南侵的前哨重镇，又是前线军队的后勤保障基地。同年六月蔡洸接待了途经镇江入蜀的陆游，并在丹阳楼为他接风洗尘。其后，游寿丘寺、游甘露寺，又游金山、瓜洲等处。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了这次镇江行，共逗留了半个月。

“六月十七日，平旦入镇江，泊船而驿。见知府右朝散郎直秘阁蔡洸子平……十九日，赴蔡守饭于丹阳楼”。“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气澄爽。南望京口甘露寺、水府庙，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两日间阅往来渡者无虑千人，大抵多军人也。夜，观金山塔灯。”

《入蜀记》中的镇江行，记载了陆游与蔡洸在镇江的交集，也描述了当时渡口的形势：瓜洲渡到金山，实际距离很近，天气晴朗、无风无浪时江平如镜，在瓜洲可以看到行人眉目。以此看两地直线距离最多800-1000米，再远哪里能看到“眉眼”？瓜洲位于前线，渡口来往的很多是军人。来往的渡客由西津渡出发，经停金山，然后再到瓜洲；或者相反。

蔡洸塑像 摄自京口救生会博物馆

蔡洸来镇江，是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以上位职务同时兼任下位职务的，一般表明下位职务的重要性比之同级别其他地方职务更为紧要。比较而言，镇江在长江运河十字黄金水道交汇处，南宋时又处于前线，其作为经济交往和漕粮军需运输的战略地位显而易见，其地其事的安全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一般府县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蔡洸是福建仙游人。先祖蔡襄端明殿学士，父亲蔡伸为户部尚书、左中大夫，均为宋时名臣。他是一位亲民乐善的官员，为镇江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有一年大旱，他发动百姓拦江筑坝，引水抗旱保苗，为了保护水坝，他甚至不让军队通航过境，以确保可以蓄水抗旱。不久老天下了大雨，航道畅通了，百姓当年也喜获丰收，有民谣赞颂蔡洸：“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

这次蔡洸是领了皇命来解决渡口渡船等一系列渡江安全问题到镇江任职的。他很快就造了五艘大船投入渡江运营，并“采昔人遗制”，以“利、涉、大、川、吉”五字为船只命名，制作五色旗帜树立在船头作为标识。从此，西津渡码头渡江往来“受有数、发有序”；他还安排轻快的船只负责邮传，使得人、邮分船装载，从此西津渡“鲜有风涛之患”。由此来看，蔡洸之前，西津渡码头的管理是有“遗制”的，应该是官渡。但主要问题是船小人多，不能抗击风浪，容易出事。蔡洸认识到两点，不能贪小利、多收费而致超载覆溺；船只不能太小，而要造大船渡江以抗风浪。因此设置五艘大船后，江难事件明显减少；而且遇到急难，大船也可以出江救助覆溺船只。这应该是镇江西津渡官办义渡之始，减少覆溺，减少人员溺亡和财产损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西津渡的京口救生会博物馆，制作了五面旗帜，旗帜上分别写着“利、涉、大、川、吉”五个字，以纪念这位为民办实事、施仁政善政的古代官员。

京口救生会北侧竖立 “利、涉、大、川、吉”五面彩旗，以彰显蔡洸利国利民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