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津渡街的宗教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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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05-13 浏览次数411 次
大江横万里、古渡渺千秋，横亘于城西云台山北麓古栈道上的西津渡古街，是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之一。笔者认为宗教文化是古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论点，进而以地方文献及现有的宗教文化遗存为依据进行探讨与论证，去规划与建设，以恢复古街历史本来面貌，并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科学地、合理的挖掘这里的“金矿”，并在已取得过街石塔、观音洞、救生会三个项目已获得联合国亚太地区历史遗产保护杰出奖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积极创造条件去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一、古街宗教文化的历史成因
西津渡街是因古渡的存在而形成的，根据考古资料的显示，这里在五千年前便有人类居住活动，六朝时称此为蒜山渡，唐代称金陵津渡，宋代以后称西津渡。自古以来这里为官宦、商贾及百姓往来于江南、江北所经之处。由于这里江宽、水险而使欲渡江者望水兴叹。
据《文选·枚乘（七发）》注引《南徐州记》说:“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至江北激赤岸尤为迅猛”。又据南朝宋时诗人颜延之在元嘉二十六年 (499)随宋文帝刘义隆游览蒜山时所作的诗《从车驾游蒜山作一首》中亦有“春风江涛壮”句描绘这里江水的险恶。从清《光绪丹徒县志》的记载我们可知，在隋唐之前镇江至扬州的江面宽四十余里，唐代束狭一半约二十里，宋代尚有十八里。正因水险江宽，所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两度伐吴亲临广陵(扬州)，都因眼前横亘的长江天险知难而退。面对天险，人们在渡江北上时惟有向神灵祈祷许愿以求平安而渡，而已渡江南来者亦向神灵拜谢赐给的“慈航”之恩，为方便南来北往的渡江者之需要，于是一座座大小寺观及充满宗教文化内容的建筑便相继产生，使得整条街道从头至尾寺观林立，充满了宗教文化的色彩。
元《至顺镇江志》记载有“西津诸渡有月解官钱”，使我们得以知道西津由诸渡组成，再加《光绪丹徒县志》及《续丹徒县志》等志书及地方文献的记载，可知现存古渡遗迹为蒜山渡或蒜山津，俗称小码头，街亦因名，而大码头则在超岸寺附近，称之为玉山渡。长江路三期工程在即，应该在玉山北侧临江，留有复建古渡的位置，为今后开发水上宗教文化游览留有伏笔。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及建筑遗存我们可以考证出古街大致的范围它南倚云台山(亦称蒜山、竖土山)北麓，北临大江，东端靠近正平山(此山在镇屏街内，现尚存)西至超岸寺西的和平路口。
从元、明、清诸志的记载，在古街范围内曾有若干寺庙，有正平山宋绍兴中创小庵后建为寺的平等寺，有宋淳祐间贡士翁戴翼迁创于古街的天妃庙 (即妈祖庙)、有大王庙、水府庙、褒忠庙、清宁道院、般若院、三元宫、铁柱宫、斗姥宫及元大德三年县尉孙琳建的关帝庙、云台寺、玉山上的龙王庙及山下的超岸寺等。如今大多数寺庙已毁，但仍遗留有不少有关宗教文化的遗迹、建筑及地名。在街东首有取材于《华严经)寓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拜高知的五十三坡，此经文说、很久之前有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的教化有了悟性，南行时参拜了五十三位高知者。由于其专心好学、跋山涉水、不畏艰辛、虚心向他们求教而逢普贤菩萨，实现了佛愿，又遇观音菩萨而成了其左胁侍，五十三坡之地名妙在与前方观音洞有机的相连贯起来；这里有建于公元1311年元代的喇嘛教过街石塔，塔高6.39米，塔身呈亚字型瓶状置于四根石柱支撑的平台之上，下走行人，上置一覆莲座作相轮十三重,其喻意为佛家十三天,下部华盖为仰瓣莲座且置法轮，法轮背刻有八宝纹饰，塔的南北两侧刻有用兰查体写就的六字真言梵文。兰查体是尼泊尔于十到十一世纪用来写真言的美术字。六字真言为“唵嘛呢叭咪吽”，意为愿宝珠在莲花之上。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即西藏密宗，由于元代统者的提倡而统治着全国佛教。除六字真言外，南侧门楣两旁还分别竖刻有“法轮常转”、与日增辉”八字。据佛经解释，人从塔下经过即为向佛顶礼膜拜，此塔为研究和探索古街宗教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古街有两道券门上方刻有 “同登觉路”和“慈航普渡”佛家用语的石额；有坐南朝北在宋代以天然岩洞扩凿而成的普陀岩即观音洞，两旁联语为“京江远连南海水,蒜岭高接普山云”；在观音洞旁（小码头街12号)的山岩壁间几个洞穴里，供有泥塑木雕的小佛像(因知者甚少，故“文革”时未遭毁坏，十多年前因治滑坡而不存)；在古街最西端现在存有殿宇建筑完好的超岸古寺，以上这些都是古街历史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内涵。
二、玉山旁的超岸寺
超岸寺旧称玉山报恩寺，元至大三年(1310)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齐国公勃罗铁木耳创建，此人先前曾担任中央政府中书左丞和右丞等要职，并以蒙古文(即八思巴文)翻译过古代的“孝经”。明代弘治中，郡守王存忠在此重修过水府殿、观澜阁、钓鳌亭，崇祯时有兴化李长科在此筑有避风馆(相当于今之侯船室)供江上往来者憩息待渡，在附近还停泊有僧长镜募化的救生船十条以拯溺者，利济甚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赐玉山报恩寺名为超岸寺，取佛家超渡众生，同登彼岸之意。
咸丰三年(1853)该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战后寺僧德然率徒在此结茅株守，光绪辛卯年（1891年）僧园觉接住，不避艰险与强占寺基者结讼有年，直至案平方劝募十方，经竭力经营使其恢复旧观，因二十年的辛苦积劳成疾，其徒印辉、印光亦次第续建，以尽其师未尽之志，据《丹徒县志摭余》记载，从1892年至1914年间陆续重建了山门牌坊、天王殿、大雄宝殿、上中下三层的宝鉴堂即方丈室、藏经楼、观音殿、水陆堂、浮玉堂、望江楼、斋堂等建筑，其中山门石额“大总持门”四字由清末状元陆润庠所书，由于该地位于冲衢，为僧众挂单极便之要道，故丛林一时极盛。如今该寺除了建于玉山之巅的观澜亭毁于“文革”，余者殿宇建筑完好齐全。1925年住持方丈守培法师培养僧才心切，在此创办了我市第一所佛学研究社，后改名为玉山佛学院，其后方陆续有了竹林、焦山佛学院，故守培法师有僧教之母之称。
三、金山、银山的历史渊缘
西津渡古街的宗教文化在历史上就与金山结有不解之缘，西津古街所在的蒜山，在宋代时地属金山寺，苏东坡在《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一诗中，向其好友时为金山住持元长老，即佛印了元提出了要租赁蒜山的“闲田地”，要做蒜山“一房客”的要求。
元代镇江府路总管府(元改府为路)副达鲁花赤(副镇守者)马薛里吉思，利用权势在竖土山(即蒜山)为也里可温人(元蒙对在华各派基督教徒之称)建有石忽刺云山寺及都打吾尔忽聚明山寺两座十字寺(即基督教堂)，这是侵占金山寺寺产，为此金山寺僧一直与也里可温打官司，皇庆元年(1312)朝庭正式出面裁决地产争讼，《元史•仁宗本记》载:“敕镇江路建银山寺”，赵孟頫和曹昂霄亦分别在所撰的碑文中记叙说，朝庭敕命拆毁银山顶上的两座十字寺，并在原址兴建般若院，山亦称为银山。
在超岸寺创办玉山佛学院的守培法师，名印光字守培，又字敏道，号玉山老人，光绪十年(1884)出身于农家，俗姓陈，幼年丧失父母，10岁出家，曾在焦山受戒，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金山参拜方丈青权禅师，1911年奉命到超岸寺，后于1918年任该寺住持，为禅宗临济宗四十四世。1923年他曾请到明版《大藏经》一部，他曾在佛学刊物《海潮音》上发表“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在全国佛教界影响很大，深得好评，他还常赴各大寺院讲学，是上海玉佛寺的座元(寺庙中最高的荣誉职位)。解放以后任镇江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及省、市政协委员，1955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园寂于超岸寺，俗寿七十三岁，由徒将其葬于南郊招隐寺附近。
1983年10月3日，守培法师100冥寿时，其徒孙，现为新加坡佛教会负责人的隆根法师，搜集了师祖的禅诗遗作编成《妙心杂咏》在新加坡出版并流通中国佛教界，同年香港“守培法师纪念会”也出版了《守培全集》三大部以资纪念，隆根法师还将守培遗骸搬迁至大港五峰山建僧塔于绍隆寺后的塔林内，这里原有金山历代高僧园寂后所建的僧塔，虽然在“文革”中被毁，但现在该寺寺僧已修复了四十余座，隆根还出资五万元修建了通往各塔的台阶。
四、古街的呼吁
1991年6月4日，市编制委员会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革命历史博物馆。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实力，无有能力建造新馆便暂以超岸寺为馆址，十余年来这些神圣，庄严、崇高而又珍贵的无价之宝，即革命历史文物屈居于城西偏僻一角，因而未能更好的发挥和起到其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每年市民在接受这里爱国主义教育后，再奔向城东去凭吊革命烈士之墓时就显得极为不便。
总揽西津古街的风貌和特色是以宗教文化为主，超岸寺本是宗教活动场所，它的恢复能更加烘托出古街宗教文化的氛围，而“革博”居此则与这一风貌特色既不协调，又显得不伦不类，鉴于目前我市新建 “革博”的条件已比十多年前要好，为了使革命历史文物能更大的发挥其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为此呼吁搬迁“革博”，恢复超岸寺，让这里焚音再唱，磐鼓悠扬，使古刹的法海绵长、贝叶流芳，再现古街旧时风貌，为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打下坚实的基础。